解万寿大型黑样票之谜
“万寿大型黑样票”是1894年由费拉尔绘制，大样票印在厚度0.4和0.85mm的薄型“烟纹纸”上（即“云纹纸”），很多藏家都存有这不同种类的大样票。1991年9月，施塔遗集拍卖，其中周今觉送给施塔的万寿大型黑样票一个全张就在其内。周今觉这个“万寿大型黑样票”从何而来？费氏在世时，他售出的华邮均是直接与欧西邮商往来，在去世后其遗孀20年代出售给周今觉的费氏集中，有这大型黑样票在内，价值数千金，乃费氏当时集中之精华。周今觉花了三年时间通过邮商施开甲和费氏的姻兄狄东（也有说英国人雷奔的）才购得这费氏最精彩的华邮集。内中还有万寿日本版大字长距12分改1角四方连新票，此乃世界孤品。这种大型黑样票本不为人知，直到集邮家姜治方先生到上海访问周煦良时才听说：我父亲（周今觉）的珍贵邮票，全被异母兄弟炜良和他的母亲给带走了，只剩下几套这万寿黑祥票大张，分厚纸薄纸两种。（姜治方著《集邮六十年》）
成都集邮家叶季戎先生在台湾《邮史研究》上撰文《蒙蔽邮林70年的万寿大型黑样票终于真相大白》和已故天津集邮家杨耀增先生也撰文《亦谈万寿大型黑样票》，文中推断这种所谓的万寿大型黑样票系“作伪者”故意剪裁，而有此这九种面值的大样票。（周美权即周今觉，这是周第一次在集邮界中使用这个名字，个中玄机值得玩味。）
在1990年中国邮票博物馆出版的《费拉尔手稿》及燕山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邮票全集·清代卷》均没有记载或登录这万寿大型黑样票，但在《费拉尔手稿》的附件中却有这大型黑色印样九种，但此九幅图为手绘的黑样，并不是石印的印样，因为“邮票图稿首先要经过照相制成比邮票大的规格，然后再通过照相逐渐缩小到实际邮票的规格，制成转印纸。”（《费拉尔手稿》14页）
万寿大型黑样票是如何炮制出来的呢？陈志川在《国邮见闻录》中说：“试以此项票之阔边者，逐枚拼版良久，始得其印制时图案排列之版式，此版式确定后，非但能使大小不一之大型黑样票能拼成呈方形之版式，更有一种增加鉴定此票真伪之特征”。是否果真如此？杨老认定这全是杜撰之作，拼版之说无非是诱惑集邮者上当！前文提及的华邮专家陈国珍先生也认为大黑样票中的A式和B式有伪品。（即周煦良说的厚薄两种纸张，杨老和另一津门集邮家黎震寰则分开为甲型和乙型，1950年出版的《天津邮学月刊》又分甲型厚薄纸两种，乙型分厚、薄、极厚三种版式。）
京城老集邮家赵人龙先生在其《慈禧寿辰改版加盖票的疑问》一文中对万寿大黑样票的存在也有疑问，文中说：“万寿再版票是利用费拉尔的初版票的黑样票进行制版，等到印毕第三版发现石印版模不堪再用，需另制新版时，尽可利用小型黑样票或甚至大型黑样票，因为费拉尔遗集中大型、小型黑样票有相当数量，取出一套即可，为什么他要不嫌其烦的重新绘制中型黑样票？”在这里赵人龙先生认定万寿大型黑样票在费氏集中存一定的数量，但是真是假不得而知。
叶季戎先生在文章中曾回忆当年购买万寿大型黑样票时的情景时说：“1942年陈志川以大黑样票极厚纸全套九枚见让，票背钤有他的保真戳，票系折后用刀裁开，四周端正整齐，纸边略有纸的纤维痕迹。”叶老后来买到的一套虽得自王纪泽，但也是从陈志川手中所流出。而《费拉尔手稿》中说：9块板的准备工作，包括照相和转印，一共用了38天，为避免打印不必要的印样和印制假邮票，印版制成后均被锁了起来，一直锁到正式印刷。所以叶老得出的结论是世无印制大黑样票之真品矣！这与杨老的观点也不谋而合。
在1988年11月苏黎世拍卖美国华邮专家丹尼生（一译戴意深）的中国邮集中，就有这种改版大幅黑样原图，并加以说明其中2分银和3分银曾在加盖票中使用之情况，同时刊出原版大样票和改版原图的尺寸实测。即：
1894年原版大型样票 1897年改版中型原图
1分银 77×96 60×76
2分银 78×96 61×76
3分银 79×94 61×74
4分银 78×95 61×76
5分银 78×98 60×75
6分银 78×95 61×74
9分银 113×89 90×70
12分银 112×89 90×69
24分银 114×90 90×70<BR>
注：单位为mm
陈国珍先生曾在新加坡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中加邮票展览90》专刊第19-22的“万寿改版票的中型票样”一文中说：“初版均由多枚大型黑样票拼组之后照相缩小，落石而成，故有大黑样票（横直均约为正票的4倍）传世，制成印版后则另有各种刷色的（与正票尺寸相同的）小型样票，至于改版万寿票，以往只见已制成印版后的（与正票尺寸相同的）小型黑样票，为试版样票，至1943年才发现幅面较大的黑色原图（即中型黑样票），但当时对比图是印是绘似欠明了，遂以其尺幅介于大、小样票之间而称为中样票”。由此可知，万寿黑样票是先有大，而再有小，尔后才发现这中型样票的，而大型黑样票的存世正如杨老所言乃个人所为，根本无此样票存在，这恐怕就连制作珍邮专家的费拉尔氏也是始料未及的！
参考文献：《费拉尔手稿》；大陆《集邮研究》；台湾《邮史研究》
